晚清中國三位留英學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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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中國三位留英學生

發表  Harrison 于 2012-08-19, 22:47

http://paper.wenweipo.com/2012/08/19/WH1208190001.htm



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

 「現今這一代的年輕人特別幸福,做甚麼都可以,隨心所欲。」想必這話大家都不陌生,這句話常常出現在父母跟兒女的對話中。這確是事實,除了違法之事,我們都能自由選擇。我們這一代基本上能否出國,關鍵在於有沒有經費,除此之外,別無其他煩惱。然而,當我們能自由出入境時,踏出境外的那一刻,又有多少年輕人是為謀求國家鄉土的福祉而非純粹為了個人享受呢?

 眾所周知,中國自經歷甲午戰爭的失敗後,國人無不悲憤難抑。其中,嚴復、何啟與章士釗等人便是懷著向別國取經這態度踏足異國的。他們在踏上別國國土時,時刻想念的是如何把「強國」學說、政制、經營架構模式適量地「複製」到中國來。事實上,晚清多次的留學運動為中國近代化建設事業培育不少人才。留美幼童,學成以後歸國,服務於工商實業或出任政府官員者,均卓有成就。

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林啟彥教授在介紹這三人時,說:「中國之所以逐漸走向開放富強之路,晚清時期的留學生功不可沒。」林教授這兩次講座中重點談及嚴復、何啟與章士釗三人歸國後的事業成就與思想發展,尤其側重於闡釋彼等關於中國政治近代化思想和主張的內容,這等思想和主張,非但能針對當日
中國的積弊而謀劃高遠,即使對今日中國要建立自由的社會,仍不乏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嚴復歸國後的思想發展與事業成就

 嚴復、何啟二人,先後在19世紀70年代留學英國,雖然二人是同期出國,但二人無緣碰面。前者習海軍,後者習醫學及法律。回國後,二人有不同的事業發展。
 嚴復畢生從事教育及翻譯工作,積極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,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。他認為英國的強盛,在於其學術之至真和風俗之至善。嚴復本人亦深受赫伯特.史賓賽(Herbert Spencer,1820-1903)學術思想的影響,他視民質的提升為強國的根基,並以自由主義的學術思想啟蒙國人。

 嚴復返國以後,因在英國習海軍之故,便服務清廷,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與總辦等職,以其海軍的專業知識協助李鴻章培訓出一支現代化的海軍──北洋水師。但未為李鴻章賞識重用,以致鬱鬱不得志,官至候補道員(四品)便止。

何啟歸國後的思想發展與事業成就

 何啟熟悉英國的政情,崇拜其政制之「美」,認為英國的強盛與進步之根基在於其政治上的公平、自由和民主。回國後,他力主中國應修明內政,期間亦時常引進英國各項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以為當時改革的張本,期望清廷通過政制的全面革新來實現近代化的目標。
 何啟以香港為基地,施展其所學之長服務香港社會,成為一位重要的華人領袖,對香港的民政建設,建樹良多。何啟服務香港殖民地政府,以其醫學及法律方面的專業知識,造福香港社會。期間曾出任多項公職,包括衛生局委員(1886-1896)、議政局議員(1890-1914)等,並先後創辦雅麗氏醫院、聖士提反書院等,服務社會事業長達30年。
章士釗歸國後的思想發展與事業成就
 雖然章士釗的留海時期較嚴復與何啟晚,但他對中國的前景也是非常關心。他於 1905 年留學日本,1907 年更遠赴英國,後入讀蘇格蘭阿伯丁大學(University of Aberdeen),專研英國法律、政治學與邏輯學。留英期間,他常為國內的報刊撰稿,積極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,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,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。
 辛亥革命爆發後,章氏返回中國,主持革命派的《民立報》的輿論工作,大力鼓吹政黨政治,強化中央政府權力,以圖徐徐建立共和民主憲政。章氏相信,民主政府必然是善良的政府,因而理論上賦予政府或議會巨大的權威,對鞏固國權,強化國力,實有需要。

三人對中國近代化改革的觀點

 雖然三人同是留英學生,但他們對中國近代化的改革藍圖,從提倡的初始已出現不同的取徑,所以他們建議或支持的近代化模式也有所不同。


 何啟堅持其一貫的主張,認為中國必須做到民政為本,軍政為末,內治為始,外攘為終。他認為清朝的君主專制統治才是使中國陷於貧弱衰敗的根源。要改變這種局面,使中國富強起來,非要改革政治制度不可。而西方國家,尤其是英國的君主立憲政治和議會制度,正是救治中國的良方妙藥。

 與何啟的新政論議不同,嚴復在揭露清廷政治腐敗和中國傳統學術政教的弊端後,並沒有得出改革政制為達致國家富強之基石的結論。他更傾向從學術文化角度入手,闡述西方國家富強的由來,指出西方國家(特別是英國)的一整套學術文化與刑政典章,才是使國家獲致富強的根本原因。

 當國人講求思想文化要全盤西化,揚棄舊學時,嚴復與章士釗極力提醒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懂得「調和」,即接受西方思想時,也要保留中國優良的思想與文化。然而,因當時清廷衰弱,國土不斷被列強所瓜分,經濟民生亦因此大受影響而變得低迷窮困,所以許多知識分子極端輕視自身文化。他們都力主推翻中國固有的思想學說,一味盲目地推崇西方思想與科學。對嚴氏與章氏所說的「國人應取列強之長以補中國之短、斷不可全然摒棄自身文化」等說法都不太贊同。

 簡單而言,在政治的取態上,嚴與章二人均以穩健緩進為宗,而政治改革的目標則以民主憲政與人權自由為最終的期盼。而何啟則是以西政來革新中國,取態是迅猛而急進的。

結語

 縱然各知識分子對改革或近代化有不同的概念或取向,但無可否認,晚清的留英學生對於思想啟蒙這點上實在是功不可沒,相信唯有不斷的文化交流,捨短取長,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強。(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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