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在中國蔭下的成長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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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在中國蔭下的成長路

發表  Harrison 于 2012-02-23, 15:2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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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自有居民以來,社會經濟發展一向取決於與內地的聯繫。隨着兩地聯繫的變遷,南北之間的「跨境」往來時鬆時緊。過去這兩千多年,尤其是戰後這幾十年,這個基本因素不僅界定了香港發展的條件,更直接提供發展的動力,決定了港人在政經社各方面的選擇。只有追本溯源,才能了解英國人對香港正負兩面的貢獻,進而面對今後將陸續浮現的政策爭議。



香港在歷史上隸屬內地新安縣,也就是今天的深圳。成為政治法律實體,與縣裏其他地區有別,是1841年英國人抵埗後的事。香港和深圳以至廣東的聯繫源遠流長,不以此來看待問題,只會落入香港史常見的兩大陷阱:若非把過去這個半世紀的發展當作「荒島點石成金」的英國偉大發明,就是反過來遭五千年文明的奇恥大辱壓垮,無法面對今天的現實。



我們對香港早期的社會所知不多。但以出土文物和文字記載看,香港四周的水陸環境渾然天成,自古是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滙點,是中國的「南大門」。早在四世紀,「屯門地區」(包括今大嶼山、屯門到深圳市南頭)就是商船從南海進入中國的第一個港口。



歷代變遷 左右發展



珠江口地區古代盛產鹽,其中產量最大的是東岸深圳的黃田、南頭到大嶼山大澳以至九龍的九龍塘和藍田一帶。漢朝(公元前206年—公元220年)在公元111年征服「南越」(今廣東)後,在今番禺設鹽專賣。



及至中國古代對外最開放的唐朝(公元618—907年),現在的廣州壟斷了外貿,外商雲集,據說為數不止十萬。到了宋朝(公元960-1279年),鹽專賣遷到今之九龍城,名為「官富場」。



前後有幾百年時間,屯門有若廣州的外港。作為製鹽中心,朝廷駐有水師(海軍),公元736年起設屯門鎮。由於外商進出,屯門也是區內的宗教中心,佛教僧侶和伊斯蘭學者進出頻繁。今之屯門和大嶼山宗教興盛絕非偶然。屯門山的別名「杯渡山」就是印度高僧的漢名,英人入主後方改稱「青山」。



及至元朝(1260-1368年),屯門作為南宋遺民的抗元基地,遭到打壓;海關北移到珠江口臨近廣州的黃埔,屯門退居為船隻停靠點。



接着的明朝(1368-1644年)轉為內向,長年海禁,外貿上僅維持鄰近小邦進貢式的往來。鎖國激發了粵閩沿海的不法活動,走私、倭寇、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等對沿海的武裝騷擾應運而生。由於倭寇禁無可禁,明朝最終不得不恢復外貿,但屯門、官富不復當年之勇。



到了清朝(1644-1911年)就更不堪言。由於明朝遺臣鄭成功以台灣為基地襲擊大陸沿海,清廷遂於1622年頒遷界令,離岸不足二十五公里的沿海地區堅壁清野:居民內遷,拆除建築,運走糧草。今之香港和鄰近地區一落千丈。



遷界令於1669年廢除。但又過了十四年,沿海才允許定居,當時遷入的多屬客家。本來沿岸有幾個城市恢復了外貿,但後來清廷局限外貿於廣州和澳門的葡萄牙人定居點。屯門和官富失卻廣州外港的地位後,淪為海盜巢穴,危及往來的商船。



有證據顯示,1810年,清朝水師得葡人艦艇相助,在今之赤鱲角剿滅以鄭一嫂及其夫張保為首的海盜後,香港恢復外貿。1830年代中期,水域常見英國鴉片輸華的船隻。



英治之前的香港史料雖然有限,但仍清晰可見,過去這千多二千年,這個「荒島」的命運取決於與大陸的聯繫。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,一則由於先天的地理位置和水深,香港自古是中國對外貿易和交流的大門、訊息進出的集散地,香港的歷史基本上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;二則香港的盛衰很視乎中國對外開放還是閉關:最繁盛的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唐、宋兩朝,最冷清的是中國對外封閉的元、明、清初。中國在清末的鴉片戰爭中慘敗於英國後遭強行開放,香港的發展也進入新階段。



內地人口 不斷湧至



英治使香港得免內地長達百年的動蕩和干擾,得以充分利用地利和歷史優勢拓展外貿。這與英國利用香港作為商港的利益不謀而合,香港既以外貿為生命,獲英國列為自由港也就理所當然。雖然初期主要靠進口鴉片,但與內地相關的轉口貿易擴大,其他商品的交易也日增。



清末的外貿有一個特點:海關顢頇,外商難以打進內地市場。外貿由朝廷特許的買辦壟斷,外商在華的事務均須經買辦傳話,連鴉片進口都免不了;後者不僅是貿易中間人,甚至為外交傳話,富甲一方。



香港經濟日漸擴展,內地人也隨之湧到。1842至1949年這一百多年,除了戰亂封關,香港與內地居民來往兩地不受限制,南下者絕大多數是為了謀生。香港已知最早的人口記錄是1845年,全港有23817人,其中男19201人、女2862人,其餘1754人是兒童。很久以後才有較多家庭南移,令性別失衡得以紓緩。但期間內,南北之間一直有大量人口往來,而且並非單向,一年內有10-20%人離港北返是等閒事,有些年份甚至高達35%。



由戰前香港和內地邊界進出自由、人口上落頻繁可知,兩地當時生活水準相差不遠。香港從事外貿的華人雖富甲一方,但靠打工發達的不多。當時上海已貴為中國的工商業中心,生活方式遠較香港多姿多彩。



香港當時的人口雖然以新近南來的佔多數,但主要靠善堂和教會提供社會支援,很少求助於政府。公共服務負擔很輕,社經政策只須「輕手」(light-handed)就足以應付;公共收支簡單不過,有相當一段時期,鴉片專賣就已提供了大部分庫房收入。當時惟新界原居民有組織,對政府構成壓力,原居民維權的能力至今很強。



三大外因 改變香港



二十世紀下半葉,內地的三個歷史里程碑令香港的發展急轉彎。先是1949年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,關閉深圳河的邊界,嚴防國人湧出境。緊接着是1950年,中共出兵朝鮮首次與美軍交火,遭聯合國實施經濟封鎖,香港失卻歷史上作為中國進出口主要口岸的優勢。與此同時,1945至50年期間,難民因為國共內戰而蜂擁南下,香港的人口由六十萬激增到二百一十萬,並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,以支持戰後的經濟奇迹。由於這三大外因,兩千多年來,香港首次在經濟上與大陸脫鈎。



新抵港者除了工農大眾,還有不少上海企業家和專業人士,上海當時相當於亞洲的紐約。南來精英的管理、技術和市場專長帶動了貿易、製造、零售、銀行、電影、航運和各種專業,香港經濟由原先專攻貿易轉向多樣化。



出口取向的製造業取代簡單的進出口貿易,成為香港新的相對優勢。廠商獲本地銀行提供生產信貸,與英資洋行攜手,先後打開了英聯邦和北美市場。



當時可能因為人口以新移民為主,政府很少遭到利益團體「游說」,因而得免干預商業活動。有人指當時的港府短視,又或者保守,在經濟上不思進取,只求不成為倫敦的負累。短視也好,保守也好,這兩種看法其實是一致的。港英政府認識到能否順利治港,說到底視乎中國是否願意和港人是否接受。這項認知決定了「輕手」管治的思維。市場不受約束,令商界得以充分施展。依我看,這份自由,人人共享,是戰後在港成長的幾代人最珍惜的價值。



公共政策堅持「輕手」,被視為英國人對港的貢獻。但同期英國本土的政策則剛好相反,傾向於福利主義。不少人相信,香港戰後屢創經濟奇迹,放任的制度居功至偉。但當局堅持放任,很可能是不得不如此,加上做起來方便,也出於某種信念。香港與內地在政治上關係錯綜複雜,「輕手」管治才是明智之舉。



港星發展 方式不同



港府於處理美國長時期藉多纖維協議(MFA)限制紡織品進口所用的方法就是「輕手」管治的最佳實例。一般政府會嚴密監控輸美限額,只有港府按各廠商的出口往績將配額轉送出去,分文不取,更允許持有配額的廠商按市價買賣配額,從中牟利。香港的紡織成衣業因而迅速成長,幾乎主導了全球市場,後來更到海外設廠,利用當地用不完的配額來拓展對美出口。配額有價有市,港府免費送出,可以避免像其他配額地區那樣引發貪污。



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方式對比鮮明。新加坡傳統上一如香港,優勢在於轉口貿易,並非生產出口物資。不同的是,新加坡獨立後缺乏外來的精英襄助,但朝鮮戰爭後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封鎖,間接造就了新加坡的轉口貿易,令其得以維持這方面的優勢。由於缺乏企業精英,新加坡不得不靠外資來發展製造業,加上爭取獨立時以社會主義為號召,而立國日子短、強鄰環抱,這都令新加坡走「由上而下、重手主導」的發展路線。



新加坡為外資設廠提供誘因,製造業至今佔國內產值(GDP)20至25%。當局用國民強制儲蓄的中央公積金來支持官方選用的投資方案,國民繳納的公積金一度佔個人收入40%。但國民仍然支持政府,因為立國初期先將一部分私人土地收歸國有,然後大建公營的「組屋」,津貼國民購置。現在全國八成人擁有自置的居所,而且可以自由轉讓。



勇於冒險 港人靈活



新加坡的創業才華主要見於政府和國營企業,民間力量薄弱,故重管理而不重創新,避免承擔風險。香港剛好相反。



港商的企業精神舉世聞名,可能正因為是大都是移民。在內地的大變動中,一個人是走還是留屬於「自我選擇」的行為。這間接把人分成兩大類:選擇出走的通常較留下的敢於冒險創新。前者來港後,把握自由市場簡單明確、直截了當、有規可循的遊戲規則,敢於承擔風險,從而致富。



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,珠三角的出口總值已超越泰國,晉升為「亞洲第五條小龍」。當時中國只開放了十二年多,有此成就,港商打從開放之初就北上設廠,功不可沒。



香港和新加坡各擅勝長,但要說明兩地之別,這裏不妨做一個假想。



如果現在是三十年前,內地剛決定開放,而港、星地理位置互易——有兩艘超大的躉船,一艘把香港拖到馬六甲海峽南端,另一艘把新加坡拖到珠江河口——珠三角會不會在十幾年內由一窮二白躍升為亞洲小龍?我很懷疑。



香港的企業和勞工能對中國開放作出迅速而敏捷的反應,實有賴於香港的自由市場環境孕育出供應的靈活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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